协和医学院另一位“4+4”博士：刘瑞恒

董小姐的一位协和医学院“校友”是很好的证明。如同董小姐，他的本科也不是医学，也是“半路出家”，上了医学院后也是四年获得了医学博士。

他就是协和医学院首任华人校长——刘瑞恒。

1905年，直隶总督袁世凯领衔奏请清廷停止千年科举，并积极推动新学和留学。第二年，十六岁的刘瑞恒被北洋学堂推举公费赴美留学。

1909年，他获得哈佛理学学士学位，后因对医学产生浓厚的兴趣，再入哈佛大学医学院学医，专攻外科。类似于董小姐的经历，他也是用了四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，是中国首位哈佛博士。在美实习两年后，他于1915年回国。

但是，刘瑞恒先生是中国医疗卫生史上绕不开的人物。

回国后的前十来年，他一直从事外科临床及教学工作，是中国创伤医学的奠基人。1924年，他因出色的能力，出任协和医学院首任华人校长。

两年后，医术能力出众他，卷入了一场持续百年的医疗污名“梁启超医疗事故案”——

有“刘快刀”之称的他，被梁启超本人请求“越俎而动”地实施肾脏切除手术。因为北京德国医院和协和医院的主治医生的对良性肿瘤的误诊，他术后发现肿瘤是良性，肾脏没必要切除，引发了当年的舆论风潮。因为主治与主刀分离的模式，这起医疗责任本与他无关，但后来一位与当事人无关的名人亲属，在其书中杜撰为“割去健康的肾，留下坏死的肾”，自此以讹传讹，使得他百年来颇受污名。直至2006年协和医学院展出的梁的就医病案，及其中内附的梁启超先生亲写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一文，他才得到正名。

刚当校长那年，北京通州农村很多婴儿在出生不久就去世，引发了恐慌，他判定并验证是破伤风引起，命人培训接生婆正确消毒、洗手、剪指甲和剪脐带，使婴儿早夭问题得到控制。

这个插曲，让他意识到对于贫穷落后的中国，推动公共卫生建设更是当务之急。在协和时，他就支持公共卫生系主任兰安生，建立起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和河北定县农村卫生实验区，这是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发轫范例。

后自1928年至1938年，他出任民国政府卫生部门的实际最高职务，是中国首次创建公共卫生体系。他推动创办各类医学院校，组织各类医疗培训等卫生教育事业，更以建立卫生防疫体系为目标推动公共卫生事业，比如扑灭急性传染病，推动在落后地区修建公厕、消灭蚊蝇，向民众普及基本卫生知识，筹建医院等等。

同时，他领导了“禁烟”事业和创建了军医体系。后因不堪人事困扰，辞去相关职务。因抗战需要，他后前往香港等地，主持药品运往抗战后方，为中国抗战事业贡献了很大力量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又主持卫生事业的恢复工作，并构建中国的结核病防止体系。1949年后到了中国台湾继续公共卫生事业。

在公共卫生体系从无到有建立的年代，他的激励了数代协和人毕业后更多地加入公共事业，而不是开私人诊所赚钱。

刘瑞恒先生所说，“无论私人医疗如何赚钱，公共职务总是更为重要的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