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走读深圳”的发现：“渔邨”地名的秘密，与它背后的千年回响
上周末，我参加了深圳报业集团组织的「走读深圳」活动，由《从地名看深圳》作者尹昌龙老师带领，参观了湖贝村、蔡屋围、渔民村三个村落。
这些也是伴随深圳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「千亿大村」的例子，主办方甚至邀请了村集体的董事长们，作为历史亲历者分享时代变化的细节体会。
时代变化正是「深圳风景」的内核。与《从地名看深圳》责编叶苑秋老师交流时，我们聊到深圳作为不到半世纪的年轻城市，她的风景不在于名山大川，也不长于历史文物，她的魅力恰恰是在这些变化中。
尹老师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角度来领略深圳的变化魅力：从地名的演进中看到文化变革的脉络。
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——水贝这个名字的来源。水贝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黄金珠宝产业聚集地，人们很自然地以为这里原来以养殖水贝为营生。他和村主任聊了才知道，原来叫「水背」，也就是水的背面，也在北侧，颇有中国风水文化中「山南水北为阳」的韵味。只是「背」字容易联想到现代熟语「点儿背」等，故改为了「贝」。1
这次浏览的湖贝村的名字也类似。村董事长说，他小时候村里确有一片大湖，是他们小时候玩耍的地方。但是，在深圳发展之初被填平，新建了高楼大厦。颇有沧海桑田之感。
尹老师的分享，提供了一个“解谜”的视角。而这个视角，在最后一站“渔民村”，让我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。
作为一个「来了就是深圳人」的深圳人，常常听说深圳是从默默无闻的小渔村，发展成大都市。我一直以为小渔村仅仅是隐喻。但是，在渔民村我感受到了它有更具体的注脚。
老一辈渔民村的居民是新中国建立后上岸的疍家人。他们原来被称为水流柴，意思是水里流过的树枝，飘荡无依。这的确是他们在封建社会的写照，他们上岸不准穿鞋、喜庆不准张灯结彩，更不允许与岸上人通婚，甚至禁止被参加科举而失去改变族群处境的通道，类似印度的种姓制度。
这种歧视性的政策源于土地捆绑的户籍制度，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得以打破。
后来，渔民村借助就在深圳河边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，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头兵。1981年，渔民村户均收入超过万元，成为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。正因此，1984年1月25日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渔民村。
后来，渔民村的改革依然不断。2001年他们推倒了野蛮生长起来的城中村，到了2004年改建花园式小区，通过股份公司集中管理并分配利益。同时，积极与政府探索社区警务室、党群服务中心等经验，为新时代的社区治理探路。
渔民村的建立、发展以及精细化社区治理，堪称是深圳甚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，让深圳的「小渔村」的故事有了具体的载体。
渔民村的故事，让我们能够在一个横纵不过五百米的空间，感受新中国、改革开放等宏大叙事的缩影。
得益于「从地名看深圳」的启发，在渔民村游览的时候，我也从名字的细节中，进一步感受到了历史跳动的脉搏。
这个历史的脉搏藏在一个细节里。
游览时，我注意到渔民村还有一个名字，「渔邨社区」（「邨」是「村」的异体字）。不禁让人好奇，同一个社区，名称却有「村」、「邨」之别？
恰好活动同行的有深圳考古专家彭全民老师，我向他提了这个问题。彭老师说，「邨」字从「屯」，有聚集驻扎之意，如屯兵、屯粮，「阝」更是城邑的「邑」的变形。考虑到深圳原是明洪武所建立的「大鹏守御千户所城」，鹏城别名就来源与此，卫所制下的世袭军户会分配屯田。所以，我当时在想此处「渔邨」之名或与屯田相关。
我沿着文字演变的线索查了一下资料，发现初步假设并不正确，「渔邨」之名与大鹏所城无关。但是，我却意外发现这个地名之变却藏着历史脉搏。
「邨」字是表达村落这个概念时最早的写法。正如彭老师的分析，东汉时的《说文解字》记载「邨，地名。从邑，屯聲。」而村字要数百年后才出现，最早的官方文献在南北朝的字书《玉篇》中，「村，俗邨字。」「村」字从「木」，「寸」声，或许是古人建筑和生活都需要大量树木，所以伴木而居。
因为符合人民生活直觉，「村」在民间使用得更普遍，「邨」字则多用于官方记录，两者并行。近现代城市发展，很多新的建筑取名，为了追求城市田园的雅致又有别乡村，就多用「邨」，特别是作为大都会的上海。鲁迅生命最后的寓所就在1932年新建新式里弄住宅群的「大陆新邨」中。2
新中国成立，为了让更多人民拥有文化，大力扫盲，进行文字变革，简体字和剔除异体字都是其中的举措。1956年施行的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剔除1055个异体字，「邨」字是其中之一，保留了更符合生活直觉的「村」（后恢复使用）。3当时很多地方也跟着改名，上海的鲁迅故居所在地也就在官方文件上更名为「大陆新村」。
但是，「邨」字源流在香港保留了下来，它再次兴起伴随着香港公租住宅公屋制度。4
公屋的全称是「公共屋邨」。1950年代开始，香港开始新建公屋，为了与自然村落区分，命名大多采用「某某邨」，比如因为建筑美学而成为网红打卡地的「彩虹邨」。现在有近三分之一的香港居民生活在公屋中，「邨」自然也是香港主流的文化符号。
改革开放也带来文化的融合。广州五羊邨就是例子。它又叫五羊新城，这是中国最早「整体规划、综合开发、配套建设」理念建设的大型现代化居住区之一，是1980年面向香港等海外招商引资而新建，五羊邨的命名就受到香港文化的影响。5
「渔邨社区」的命名具体过程，虽未找到一手材料，但推测应是2004年，渔民村推倒城中村建立花园社区的时候命名。渔民村作为与香港一河之隔的社区，是港澳文化与大陆文化交融的前沿，或许「渔邨」是文化融合的自然体现。
地名中一个字的细节，就藏着这样一段像脉搏跳动的历史。
当“渔民村”的村民在2001年决定推倒“城中村”，他们选择用“邨”这个字来命名他们的新社区，这个选择本身，就是历史的脉搏。
暂时无从得知命名的过程，也许是来自上海“大陆新邨”的摩登回响，也许是广州“五羊邨”代表的现代化探索，当然，也包括一河之隔的香港“公共屋邨”所承载的对“安居乐业”的规划与追求。
“渔民村”与“渔邨社区”的命名并存着，即是一个承载历史的集体记忆，也为这个不断革新的花园式社区，寻找一个贴切的文化符号。
这种“融合创新”的渴望，本身也是深圳这座城市“效率”与“革新”精神的体现。
或许，这就是尹昌龙老师所说的“文化脉络”。
当我站在“渔邨社区”的牌子下，我不再是一个仅仅路过的“两点一线”的深圳人。我看到了这个地名背后折叠的千年文字史、上海的摩登往事、香港的社会变迁，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对美好生活最真实的渴望。
我与我所站立的这片土地，在那一刻，产生了更深的“联结”。
这，或许就是“走读深圳”、从地名看深圳，对于我的意义。
向开亮 [[../../../../journal/20251117|20251117]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