叙事日课 2025Vol.023@030｜不断出走的人生

1980年，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的给《中国青年》写了封读者来信，引发了一场人生意义的全国大讨论。

很多人与署名潘晓的写信人共鸣。他们被信中的话击中：“有人说，时代在前进，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肩膀；也有人说，世上有一种宽广的、伟大的事业，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。人生的路呵，怎么越走越窄。”

在那个特殊年代，社会惯于将人生意义与集体、宏大叙事绑定，人们习惯用堂皇而空洞的言辞掩盖内心。潘晓的信，是有年轻人第一次诚挚公开袒露人生意义的追寻，打开了每个人内心压抑的阀门，全国共有6万多封信寄往了编辑部，参与这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。

这场大讨论引发了高层的关注。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因为这封信专门来到《中国青年》编辑部。在和编辑们座谈时说道——

「感到苦闷的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，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空间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……青年们伸出了手，难道能够把这手打回去吗？」

潘晓成了那个时代青年的“精神初恋”。

时代是个体命运的背景板，限定了个人命运的轨迹。但是，无论哪个时代，人生意义都是每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。

潘晓这个人是谁？TA是如何追寻人生意义的？TA又拥有怎么样的人生？

潘晓的原型之一是黄晓菊，当时是北京一家羊毛衫厂的工人。她和另外一位刚刚经历自杀的潘姓大学生，写下自己人生感受，被编辑选来体现那个时代普遍弥漫的创痛感和迷茫感。

黄晓菊写了8000多字， 包括“灵魂的鏖战”、“个性的要求”、“眼睛的辨识”和“心灵的惆怅”。最后，编辑他俩的信件融合改写成了来信，署名也各取了名字中的一个字。

在40多年后， #人物 记者罗兰再次采访黄晓菊，梳理了她的人生故事。我读到这个故事，才发现“潘晓之问”所代表的对人生意义的困扰，伴随了她的一生，即使现在已过花甲之年。

八年前六十岁的黄晓菊在朋友的电影公司继续工作，她看了上千部电影，这是她探寻的桥梁。近几年开始学习心理学，甚至加入了佛学小组，但是她依然还没找到答案，她说「哪里能让我不惶惶我就去哪里，哪怕能让我不惶惶一天都行。」

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黄晓菊的人生，我会说“不断出走的人生”——

二十多岁，她在羊毛衫厂补毛衣。她要出走，在文学中感受人生，写下了《潘晓之问》的信件。

因为潘晓之问，她成了原厂的“麻烦”，逼迫《中国青年》杂志社接收她。她“因祸得福”，本想靠近精神源泉，却只是与被安置的职工家属一起当打包工。甚至她的同事被家里人提醒不要与黄晓菊走得太近，说她是“思想会出轨的人”。

这里自然装不下她，她要出走。她考进了社科院，成为资料员。她本来以为进入了思想殿堂，甚至在这个阶段与轮椅上的史铁生成为了朋友。但是她发现里面的人都在聊“评职称”，觉得“特别僵死”。她又要继续出走。

她与潘晓之问追随者结婚生子。但是，婚后彼此发现，这位她和桑寄托于对方的情感和精神理想，最终都归于幻灭。丈夫觉得自己被欺骗了：你不是潘晓吗，不是追求精神吗，怎么也为家务事天天唠叨，和那些俗气的女人没有两样。最后，她离了婚，从婚姻中出走。

她去南方深圳，做了保姆，但最后她还是逃回了北京；

她做服装生意，但受不了平庸日常。黄晓菊在西单女人街开店，摊位是38号。碰上中国电影博物馆展播经典电影，她就锁上门去看。后来，周围的摊主们一看她不在，都知道：38号又去看电影了。

后来，生意最红火的时候，黄晓菊开了5家店铺。她想创立自己的品牌，高薪聘请了服装设计师。但超前的设计理念和服装店面向大众的定位之间难以衔接，最终没有成功。她放弃了把生意作为人生事业的念头，她还是想出走。「没想终生干，把孩子养大就赶快结束」，「我不能就扎在这里头了」。

你怎么看黄晓菊的不断出走的人生？即使到了68岁的老太太，还在问‘我到底要往哪里去’，还在‘惶惶’。

有人说，黄晓菊的生命力来自存在主义的焦虑——人被抛入世界都在构建自我的意义。但是，这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哲学命题能够回答的。

一位因为潘晓之问认识的朋友也一直在追寻人生意义。从木匠到养长毛兔，后来成为了一家电容器制造厂的厂长，厂子曾入选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。他就说「我这一生很自豪，过得很充实。」

黄晓菊却一直在寻找。我们一方面感叹，黄晓菊的生命力，没有麻木。同时，我们也感同身受的难过，她挣扎一生。

这样的难受，亲子关系也是折射。儿子的朋友来家做客，被黄晓菊的思想深度和观念吸引，大加称赞。但儿子很无奈：我妈看着思想挺开放、挺超前的，其实不是那样。他不理解，母亲明明有很强的感受和思考能力，为什么不能平和、温柔一些地对待自己？

他与母亲的关系的期待是「别吵架，相安无事就行。」但是，黄晓菊却不愿停留在这里，继续出走。她觉得，母子关系对她提出了「一个重要的人生问题」。她想努力修正、转圜。

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，普遍性无法解释黄晓菊的医生。这背后其实有更浓的血腥味——这是一个心理创伤的问题。

黄晓菊一岁半被送到母亲下乡前的北京，跟外祖母生活。这不是一个温馨的外婆家的故事。最小的姨妈只比她大8岁，外祖母做了好吃的会藏起来给小姨妈。有时黄晓菊忍不住自己去吃，外祖母过来一下就把她的筷子掰断。

假期回内蒙的老家，也得不到渴盼的亲情。已有五个孩子的父母待这个老大淡漠而严厉。家务干不利索，父亲会责骂。母亲只用棉布给她做衣服，绸缎留给二女儿。

初中毕业，黄晓菊想继续上高中。老师却告诉她，她母亲去学校说家里困难，不让她上学，要尽快工作。但是，她找工作并不顺利，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，扶着墙才能勉强走。

母亲来北京带她去医院，医生说再不治疗关节会变形，造成残疾。母亲当着她的面给医生说，我这姑娘有志气，要到您说那个地步，她自己有办法。

黄晓菊永远无法原谅母亲。几年后母亲在病逝，她拒绝回去奔丧，她说“我没有原谅，没有想通”。

亲情缺失养成了黄晓菊敏感、强势的个性，甚至她都是靠自己爬出地狱的。

关节炎最严重的时候，外祖母告诉她：家里没有给你吃药的钱。关节症状日益严重，她连止疼片都买不起。

听人说有了工作就能享受公费医疗，黄晓菊给街道写了一封求助信，请以前的老师和同学签上名。在街道的帮助下，在家待业一年多的她终于有了一份工作，进入一间羊毛衫厂当工人。有了后面的故事。

所以，我们看见黄晓菊不断出走的人生，持续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，背后的原因是在安抚创伤——世上只有妈妈好、血浓于水、家庭温情……这个社会告诉我们的人生道理，她都没有感受到，她需要寻找自己的道理。

她的人生是崩塌的，她用出走不断去寻找道理，重建秩序。所以，我们在黄晓菊的故事里看见，她母亲去世她拒绝奔丧时说，「什么事非要弄明白道理」，否则她过不了自己这关。

她考入社科院当资料员的时候，「我觉得不管搞民族学、哲学，任何研究都得和基础的人的道理有关。万一我能跟他们谁聊会天呢，谈谈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」后来发现社科院的人「为了评个职称抄点东西，没有人真的关心人，关心社会……自己能想出一个道理，这一生才是真的有价值。」

道理贯穿了她的人生。甚至，在接近七十岁的时候，她还想把「道理」探究得明白。黄晓菊说「只有感觉不管用，得知道是个什么道理。」

但是，这些被心理动力学成为理智化防御的道理，并不能疗愈内心的创伤。内心的伤痛被道理包裹，还是会像无助的孩子，默默哭泣。

直到，无助的孩子走了出来，发现可以被自己温暖养育。

#叙事日课

标题：《「潘晓之问」，43年后的回响》 作者：罗兰 来源： #人物 日期：2023年10月18日 原文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-UW14GtdWwVb2AM9BuxS_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