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何悲剧事件的发生，都给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造成了裂缝。或者说，是社会哪里裂了，然后通过悲剧事件映射了出来。
对于社会裂缝，系统有一股力量是希望遮掩，然后遗忘，就像墙的裂缝用涂料抹上缝隙，看起来一切如常。但是裂缝的真实状况与深层原因，却不得而知，就像“邯郸初中生杀人案”。
甚至，被遮掩的裂缝，在进一步拉大缝隙，就像“胖猫跳江事件”成为了男女对立的战场。
好在系统还有另一股力量，希望能够凝视裂缝的深处，不是猎奇，而是为看见。因为看见因果，能减少恐惧与困惑，本身就是弥合裂缝。何况有志之士还会因看见而行动，带来社会改变。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调查记者吴琪与王珊，对于吴谢宇弑母案的深度报道，做的就是凝视裂缝的事情。就像他们在《人性的深渊：吴谢宇案》封面所说，我们不只是在远程观望“他们”，我们看着看着，在其中发现了“我们”。
作为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普通人，我由衷地感谢记者的努力。我的这份心情，正如吴琪在记者手记中所言“我们都不是社会的‘陌生人’”，同时也深深共鸣王珊在记者手记中的警示——要警惕“成为孤岛的‘我们’”。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对于该案的调查，让我们作为读者也能够凝视裂缝的黑暗。他们从2016年案件曝光伊始便开始跟踪报道，直到2023年，期间采访了多位相关人士，整理了大量素材，竭力还原案件的中事实，看见“身边人的影子”和“时代的痕迹”。
吴谢宇弑母的人伦悲剧，他是罪魁祸首不用探讨，更不应为其开拓或转移责任。作为社会的普通人，我关心的是，罪魁祸首是如何形成的，毕竟我认为没人生下来是恶魔。
弑母悲剧，定然与其家庭有关，但不要简单归因。正如本书作者吴琪所说，极端事件中，母亲与儿子成了剧烈冲突的双方，人们很自然地会从这样的角度发问：这到底是母亲的问题还是儿子的问题？但这样的简化的思路需要警惕，“被害人有罪论”会变成精神污染，让社会裂缝更加有毒。
家庭结构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。弑母案虽然是母子，但是父亲是家庭结构中不可忽视的存在，即使对于单亲母亲独立抚养的家庭，父亲角色的影响与意义也无法被完全切割或忽视，这是我们社会文化与家庭观念的现实反映。
所以，我很好奇吴谢宇父亲是什么样的人，又对他可能有什么影响。但是，我发现，家族观念很重的吴志坚，在儿子吴谢宇的回忆中，却似乎是隐身的。而吴志坚的疾病与早逝并不能解释。这或许是吴谢宇成长重要的背景板。
对人和社会事件这些复杂事物的理解，不是计算题，人们渴望因果，但是不要简化归因，如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主编李鸿谷的说法，“不要试图找个答案”。如果理解是从某个前提，比如心理学概念或理论，本身就是将人客体化了，在制造新的潜在裂缝。
因为复杂事物并无真相，只有用故事诠释。无假设、无编造、无忽视、无矛盾，是诠释的原则，要“自圆其说”。我们在故事里隐约触摸事件和人“这头大象”，模糊地感觉着。这也是我理解吴志坚隐身的方式，完全基于《人性的深渊》中的调查事实进行诠释。
在现有事实下，我认为吴志坚活在一套固化的行为模式中——成为顶梁柱托举全家，但他是基于恐惧出发，注意力都在问题上，对“问题不大”的吴谢宇反而缺少了关注。同时，如此压力让他的情感封闭，也就少了与吴谢宇温情互动的渴望。他最终在儿子的成长中隐身。
吴志坚的行为模式，与他的原生家庭息息相关。父亲早逝、家道中落、唯一男丁、全家托举等等，在他成为自己之前，行为模式已经开始被写入。在他死后，命运像是诅咒，将他所托举的家庭打碎……
所以，探讨吴志坚在吴谢宇成长中“隐身”的现象，实际上也是在探讨关于原生家庭影响的话题。
原生家庭话题是互联网上最大的心理学话题之一，体现大家对代际传递的家族业力的经历。但是讨论常常陷入两个误区。一个误区是，将对原生家庭的探讨简单归为“东亚人的过度反思”。另一个误区是，把过度分析原生家庭，变成了逃避的方式——看吧我现在的困境，都因为原生家庭，与我无关。
陷入这两个误区的人没有意识到，原生家庭是我们的出发点，必然对我们有影响，需要看见它，不知其何所来，遑论其何所往。但是，更应该意识到，我们一旦谈原生家庭就意味着，自己承担起了自己的命运，打断家族业力，觉醒主体性，无论选择什么，都是主动的选择。
正如我在《AI时代，什么样家庭的孩子更有未来？》中的分析，无论对自己还是孩子，成为更自主的个体才是教育和发展的重点，特别是在当下阶层越发僵化，技术越发加速的不确定时代。
父母需要勘破自己的行为模式，成为自己。只有如此，父母才能为孩子构建健康的家庭结构，觉醒孩子的主体性。
前几天，我拿到《人性深渊》时，书衣上设计的被划开的一道裂缝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从裂缝中，透出封面的黑色，犹如深渊。作者说，凝视黑暗，而不被黑暗带走。所以，我去掉了书衣，想看看黑色的封面上是什么。
我看见一个灰白的小人和他投下的阴影，我想这就是教育应该发现的自主个体，否则将被裂缝的黑暗吞噬，创造新的黑暗。
推荐大家阅读《人性的深渊》这本书，我相信你可以看见很多似曾相识的“我们”。